是恢复历史真相，还是创作历史故事

是恢复历史真相，还是创作历史故事

——读王先生《再探》有感(修订稿)

对于王先生发表在本群的《初探…》，本人回应了《黄州太和五年迁治主持人是崔偃与刘嗣之吗？》其中最关键的话是：“作者王象之在给《纪胜》所载数以万计的地名、景物名作记述时，惯常犯张冠李戴的毛病：把本是说明此地、此景物的诗文及人亊误系在彼地名或彼景物名下。黄州四望亭就是典型案例（还有黄州横江館亦如此）。这有流传至今的李紳“四望亭记”为证。”这不仅是我个人验证的结论，更是当代研究《纪胜》的第一人李先勇在他最新点校的《舆地纪胜》（由川大出版出版）的之言中就严粛指出过：《纪胜》犯有“疏于考证”、“条目误系”(梁按：如将濠州四望亭误系在黄州四望亭条目下)、“前后抵牾”等六类错误(当然《纪胜》优胜处甚多，此处不表)！至于王先生强调的关于明、清一统志与明代黄州府志与冈县志所沿袭的《纪胜》关于黄州四望亭的介绍如何如何权威、不容否认的说法，我十分惊诧：因为大家都知道，明清一统志与明代黄州府志与黄冈县志都是不承认赤壁战地在黄州的！况且主张蒲圻、江夏等赤壁者远比主张黄州四望亭为刘建、李记者更早、更权威。如按王先生关于这些地志如何权威、不容否认的说法，我们早就不应研究和主張赤壁战址在黄冈了！

李紳(772-846年)是唐代名人，武宗时曾拜相。白居易曾为其作长达数千字的碑銘并序，其作品大多流传至今，包括他为四望亭所作的唯一的一篇记文在内（见中华书局2009年版《李绅集》）。然而南宋地理总志《纪胜》首倡，而被明、清一统志及《黄州府志》所沿袭的对黄州四望亭的介绍，却屡称“刘嗣之建，李绅作记。”然而“李绅作记”这四个字漏出了大破绽：因为李绅记文明显可指此亭是濠州城西北隅的四望亭，而绝非黄州四望亭！记文还证实了自太和五春至太和七年春彭城人刘嗣之正在濠州刺史任上（《记》中关键文字，拙上篇文中已引，兹不重引）而不在黄州！这己经明显证伪了王先生主张的太和五年刘嗣之迁黄州州治之说。至于王先生力辩在拙文《黄州太和五年迁治主持人是崔偃与刘嗣之吗》后他已修正刘嗣之是太和七年迁黄州的，则更成问题：完全与史上最早称黄州迁治的《太平寰宇记》彻底脱钩了！

至于崔郾。上篇拙文已指出，崔偃任职鄂岳安黄观察使，但他不是在非武装割据区的黄州郡守的直接上级，并不能操纵或主持黄州郡守的行政亊务包括动迁治城的大亊。因为当时全国实行郡、县二级政区制(即中央下只设郡或州与县两级地方政府)！崔郾在新、旧《唐书》、《全唐文·李紳传》、元代《唐才子传》、清代《四庫提要》及今人长著《李绅生平系年笺证》等历代史料中都没有所谓迁黄州治城的记载。王先生自始至终拿不出一条史料（哪怕是后世宋、元、明代的）来证明崔偃在太和五年迁黄州治城的政绩！这明明白白是在创作历史故事而非以史料证据来恢复历史真相！此乃历代治史者最不可犯的大错误！

王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苏学”专家，在赤壁之战地研究史上也算得上黄冈籍的名家之一，却在史学造诣上不怎的。约十年前，我与他就黄冈沿革史曾在报刊上有过多次争鸣。我在2018年出版拙著“后记”中对“与我有过商榷从而启发了我思索的同人与专家”曾专门致谢！王先生对争鸣的对方则常用非学术商榷的语言说对方是什么居心不良、不善，是恶意攻击等等！连对方批评某些地理志书的某缺点时，也要扣人家在“抵毁”志书的帽子。这足以表明其王先生自认为是与苏学专家一样，是大权威而容不得学术上的商榷与批评。同时也吐露出其对其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很陌生。其对史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上尚有欠缺，故其在黄冈沿革上虽搜集史料甚多，然而却不避卖弄知识广博之嫌，常常把巨量的、并不直接相关的、并非必要的繁琐资料塞进文中而耗费了读者的时间。因而不仅常常探骊而未得珠，却经常出现把自已的主观推测当作史实来记述，即有隨意编造历史的现象。王先生之苏学研究比我強多了，但至少在开始转入史学研究的时间上这点上比我晚得多，使我自认为有资格来商榷与批评后来者的问题与遗误。本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于正部省级名刊《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研究西周史长篇论文并上了封面要目时，王先生尚在高校《湖艺》学习呢。

另：由于中风对大脑的影响，我竟然将《舆地纪胜》的最新点注者李勇先误记为李先勇。特此向李先生致歉！并对指出者王琳祥先生致谢！